毕竟,《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》篇幅较长。
字数和行数都不算少。
再加上还有一个后续的小故事,整体内容相当丰富。
最关键的是,如果这首诗能够再现《见与不见》时的轰动效应。
多卖出一些杂志的话。
这笔投资很快就能赚回来。
杂志社根本不会吃亏。
更何况像诗刊这类发行量动不动就能破百万的杂志。
这点钱对他们来说实在不算什么大事。
然而,杂志社的主编似乎觉得意犹未尽。
毕竟这首诗如此出色。
如果仅仅作为增刊发表一首。
实在是有点不够。
但如果不再趁着《见与不见》的热度尚在、伟子的名气正当红的时候马上推出增刊,
等到一个月过去。
等到下期杂志出版时。
先前的热度消退。
叠加效应就无从谈起了。
没错,在那个时期。
这位主编也是非常机敏。
深知热度与销量之间的正比关系。
对于追逐热度这件事。
那时候的人也干得出来。
因此,杂志主编便问。
是否还有新的诗词作品可用。
哪怕水平比不上前面那两首也无所谓。
只要借着他的名气凑个数。
搞一期特别增刊发布就行。
这时,曹正伟毫不犹豫地掏出一本小册子。
这本小册子里藏着五十首诗作。
都是那些尚未问世、却会在后世成为十分流行的经典之作。
例如小册子里收录的《理所当然》。
其实就是剽窃了后世的一首《仓央嘉措说》。
说到《仓央嘉措说》。
单提这个名字,也许后来许多人并不熟悉。
但如果提及其中的诗句,诸如开头那段:
“我是全世界所有的男人,你是全世界所有的女人,我爱你,理所当然。”
没错,一旦提到这些诗句,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似曾相识。
这首诗的原作者,其实和《见与不见》的作者同为一人,才华横溢。
然而遗憾的是。
这位作者生活在一个互联网时代。
尽管她的文笔优美、诗句广受欢迎。
但她本人却并没能大火起来。
这就是后世诗人们的尴尬处境。
诗歌似乎已经消亡,想联系只能烧纸传达。
这正是后世诗歌界的现实状况。
而那些后世的诗人,通常也都备受冷遇,难以崭露头角。
但在1983年,现代诗的夕阳年代,情况则大不一样。
毕竟黄昏总是格外美丽,是个充满最后疯狂的时代。
果不其然,编辑翻阅了这本小册子。
尤其看到开篇的《理所当然》,顿时爱不释手。
再往后浏览,更是陶醉其中。
他仅仅看了十首诗。
便果断决定不再发行特别增刊。
而是要专门为曹正伟出一本诗集。
这可是一本拥有正规书号的正式出版物。
出版社的主编对曹正伟寄予厚望。
本来打算高价买断他的作品。
或是开出高额稿费。
不过曹正伟坚决反对。
并且对版权问题看得极重。
坚决不愿让出版社独家买断出版。
只想自费出版,或者按照比例进行分成。
原因很简单:
那时候他差不多已经攒够了自费出书所需的资金。
虽然还不够出武侠小说。
但对于字数和页数都很有限的诗集来说,绰绰有余。
经过反复商议。
一位名叫余的编辑提出了建议。
认为不能因小失大,为了留住曹正伟。
防止他跑去其他出版社自费出书、捧红竞争对手。
不如直接采用版税制稿酬的办法。
采取版税制,至少杂志社和出版社还能从中分一杯羹。
否则的话,若是放任曹正伟去别的小型出版社自费出书。
那两家就谁也得不到好处。
就这样,双方敲定了此事。
据说,在曹正伟所在历史版本里。
采用与作家分成的版税制稿酬是国内出版界的首次尝试。
以前从未有过此类先例。
在他的前世历史上。
国内首个实行版税制的是某位姓王的痞子作家。
那还要等到九十年代的事情。
但是在这个世界。
如果真能给曹正伟提供版税制稿酬。
那么他就会成为国内首位采用版税制的作家。
所谓的版税制稿酬。
简单讲,就是作家出版社买下了《伟子诗集》这本书未来五年独家出版的权利。
在此期间,《伟子诗集》不能交给别的杂志出版社出版。
只能由作家出版社负责出版和发行。
接下来,作家出版社将以版税制度支付稿酬给曹正伟。
也就是根据书籍的销售情况计算他的收入。
经过长时间讨论。
出版社最终确定给这本书的版税率为百分之六。
也就是说,曹正伟能够得到的稿费计算方式为:
《伟子诗集》的发行数量乘以每本书的售价再乘以版税率(百分之六)。
这笔稿酬实行每月结算一次。
假如《伟子诗集》定价为两元。
某个月发行了十万册。
那么该月曹正伟应得的稿酬便是2元×100000×6%=3D一万两千块。
尽管这看起来只有12000块。
但在尚未贬值的1983年。
这笔钱足以购买一套小型四合院或一辆进口摩托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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