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庄宗在位期间,以门第为任官标准。豆卢革、韦说出身前朝士族,被任命为宰相,但“轻浅无他能”。李嗣源继位后,改以德才为用人标准,将豆卢革、韦说罢相外贬,随即又将二人流放赐死。他要求地方官员肩负起举荐人才的重任,还对各类官员的举荐人数作出规定,后又推行举主与被荐举者治绩或表现挂钩的连坐制度,以确保荐举的质量。
段凝、温韬皆是后梁旧臣,对后梁亡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,温韬更曾盗掘唐朝皇陵,但二人在同光年间却因贿赂而获得宠信,被赐为李姓。李嗣源监国后,将段凝、温韬剥夺赐姓,放归田里,后又将二人流放、赐死。孔谦担任租庸使,聚敛民财,引起民怨沸腾。李嗣源将其处死,没收田宅,废除其所制定的各种苛敛于民的法令。
朝廷官员出使地方时,常干预地方行政,借机举荐私人,让地方官予以安排。李嗣源对此明令禁止,声明此后再有此类现象发生,一定严惩不贷,不仅干预者要贬官,被荐人也要流配;地方官如若徇情枉法,允许人诣阙上诉,亦予处罚。他还对官吏进行严格的考核,规定每年都要对内外文武臣僚进行考校,以便黜陟。
同时,李嗣源又对清廉干练、政绩突出的官员给予表彰,以为朝野官吏的榜样。灵武节度使张希崇在任内开垦屯田,抚谕番族,治绩出众,李嗣源“下诏褒美”。大理少卿康澄曾上疏论政,提出治理国家有五种“不足惧”、六种“深可畏”之事,切中治政弊端。李嗣源对他也是优诏奖赏。
减免赋税
官宦大户拥有一定数量的田地可以免除赋税。许多富裕农户常与之订立虚假的卖地契约,将田地划归其名下,以此来逃避赋税。地方官员为征够赋税,便将这部分平摊加到普通百姓身上,加重百姓的负担。李嗣源监国后,命各州将帐簿送到中书省,由中央来征收赋税,不许地方官员插手。如有民户隐瞒田地亩数,加倍征收其赋税。
朝廷在征收夏秋两季的赋税时,每斗都要加征一升损耗。地方官吏也巧立名目,以征收苛捐杂税。天成元年(926年)四月,李嗣源继位后发布的第一批诏书便是免征损耗、制定税收名目、禁止滥征捐税。他同时命各道节度使、防御使等不得科敛百姓、不得阻挠留难商旅。
同光末年时朝政混乱,诸道州府都欠有大批租税,累计有二百余万贯。天成二年(927年),李嗣源采纳安重诲的奏请,将诸道州府所欠同光三年的租税及天成元年(即同光四年)部分夏税全部放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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